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出版內容簡介

《預測與易學史概論》，张春津、潘延召著

在當代中文出版市場中，「易學」相關著作長期處於一種尷尬位置：一方面，它是中華文化最古老、最核心的思想源頭之一；另一方面，卻又屢屢被簡化為占卜、算命，甚至被貼上「玄學」「迷信」的標籤，導致真正嚴肅的易學研究，難以進入主流學術與公共視野。張春津、潘延召合著的《預測與易學史概論》，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與出版困境中，提供了一次少見而重要的「破局」。

作為「傳統與現代預測學研究叢書」第二種，本書的企圖心並不止於補寫一部易學通史，而是重新界定易學的學科屬性與文明位置。作者明確提出：易學的本質，不是玄學，而是人類最早成形的「預測學」；易學史，也不只是思想史或經學史的一支，而應被視為東方文明起源史的核心線索之一。這一判斷，直接挑戰了長期以來以西方「文明三要素」為標準、將中華文明史「折算」為三千餘年的主流敘事。

一、從「旁門左道」到文明原動力：易學史的再定位

本書最具突破性的觀點，在於將「預測能力」視為文明形成的第一推動力。作者指出，能否對自然、環境與群體行為作出有效預測，是人類真正脫離動物狀態、進入文明階段的關鍵。循此思路，從《連山》《歸藏》到《周易》的發展，不再只是文獻形態的演進，而是人類心智由「預感—預見—預測」逐步成熟的歷史過程。

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伏羲畫卦不再只是神話傳說，而被理解為一次遠古「科技—心智革命」的象徵；易學史，也不再附庸於儒家經學，而重新回到與天文學、歷法、社會組織同步發展的位置。這種論述，既不同於傳統經學的尊經釋義，也有別於民間方術的技術化理解，而是一種帶有強烈文明史與科學史意識的重構。

二、一次跨越兩千年的學術承擔

從出版角度而言，《預測與易學史概論》本身的完成，就是一段罕見的學術實踐。原定主編楊效雷教授英年早逝，三十餘萬字文稿付諸闕如，對任何一套大型學術叢書而言，幾乎都是致命打擊。然而，張春津以二十餘年的資料積累為基礎，與潘延召重新自周前寫起，最終在有限篇幅內，完成了一部橫跨上古至當代、結構完整、論證嚴謹的易學史概論。

這種「在一無所有中重建全史」的過程，與書中反覆強調的「易學之所以為易，在於傳承與變通」形成了意味深長的互文。書中對孔子「儒家易」、王弼「義理易」、宋代象數派、清代考據爭議的梳理，並非單純羅列學派，而是持續追問：易學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下，逐漸偏離了其作為預測學與自然科學的初心？

三、為 AI 與大數據時代預備的思想資源

對博客思出版社而言，選擇推薦並評介此書，並非出於「復古」或「國學熱」的市場考量，而是因為它對當代科技文明具有明確的思想指向。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預測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前所未有地相信自己「可以掌握未來」，卻同時陷入倫理失序與價值迷惘。

本書第九章對易學史「盲路」現象的總結，具有高度現實意義：當預測技術脫離整體格局、只剩技巧操作時，文明反而會迷失方向。易學所強調的「動態平衡」「天人合一」「求如而不僅求真」，正可成為反思當代科技治理與 AI 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

四、一部值得長期典藏與討論的基礎之作

《預測與易學史概論》並不教人如何排卦，也不迎合快速消費的「玄學趣味」。它真正提供的，是一套理解易學、理解文明、理解預測邏輯的深層框架。三十萬字，卻涵蓋萬年文明；篇幅克制，卻問題宏大，這正是其學術價值所在。從出版社立場來看，這不只是一本「易學書」，而是一部足以進入哲學、文明史、科技思想史閱讀脈絡的長期書目。

如果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從泥土中挖掘歷史，那麼《預測與易學史概論》就是從思維中打撈文明。它為我們架起了傳統預測學與現代科學互鑒的橋梁。

這不只是一本書，這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若說文化自信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建立在嚴密論證與歷史反思之上的能力，那麼，《預測與易學史概論》正是這種能力的具體體現。#博客思出版社會#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作者介紹

张春津，1958年生。1987年南开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专科毕业。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结业。中国未来研究会第八届常务理事；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第八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级编辑，原天津工人报社新闻特稿部主任、《天津工运》编辑部主任。出版天文学、哲学、预测学等专著7部；发表论文40余篇。

潘延召，1981年生。2020年天津大学硕士研究

生。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天津市未来与预

测科学研究会理事、传统与现代预测研究分会会长。

国家企业培训师（二级）、创业咨询师（二级）；主编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4部；获得全国第三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天津市二等奖1项。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序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 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

前 言 一

《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1——预测功能探源与基本原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后，不少读者都急盼着看到后续的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因为该丛书共计划出版9本，除了已经出版的《预测功能探源与基本原理》及编著本书以外，还有另外7本，分别为《预测与决策应用及数理哲学》、《预测与天文学》、《预测与逻辑思维》、《预测与生命科学》、《预测与环境科学》、《预测与道德修养》、《预测方法入门》（均暂定名），是由编委会成员分工合作来编著的，有的已完成大部，有的仅完成一小部。由于编著进度不同的原因，这些预测学著作无法同时出版，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记得2020年7月25日召开第二次编委会时，笔者在会上曾经向编委们宣布了编著《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的高目标、高要求：“在传统与现代预测学领域，力争打造成‘开山之作’、‘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代表之作’；虽然是编著，但要呈现新面目、新眼光、新发现，新架构；一旦出版走向社会，力争至少在50年内，都能傲立于书架之上，成为学习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的必读之书。”在2024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三次编委会上，笔者再次重复提出这一高目标、高要求，并对编委们说：“这个目标和要求也许过高了，但每个编委都要树立信心，尽心努力，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为传统预测学与现代预测学架起互鉴、融通、结合、共勉的桥梁奉献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自己说了不算，应该由读者们做出最终的评价，让历史来做最后的评判。

说到预测，人们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不会生出太多的歧义。但一谈到易学，不少人就会立即联想到占卜、算命之类的玄学……甚至还有人将它误解成“歪门邪道”、“封建迷信”，导致易学类的著作出版通常会遇到困难。其实，真正的易学史与天文学史、科学技术史都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越是往前回溯就越是凸显。只是到了后来，易学由最初的“预测天”和“预测地”，逐渐转换成“预测人和社会”，易学便开始忘了“初心”而不由自主地走偏了路，与自然科学渐行渐远，甚至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变成了“玄学”。对于这一历史过程，读了《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之后，就会有清晰的认识。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的编著工作比较艰难，算是一波三折。因为最开始编委会确定，由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时任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知名易学家杨效雷先生带着研究生，负责自周朝至清末的易学史编著工作；周朝之前及清朝之后的易学史编著，由笔者和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潘延召副教授完成。笔者与杨效雷教授2021年年底通信得知，杨教授和他所培养的研究生一起，已经完成了30多万字的初步撰写工作，由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杨教授说，等完成修改整理工作之后再将书稿电子版发给笔者，由编委会进行汇总及统编。按照这一进度，当时预计本书最晚可以在2023年6月即可截稿交付出版社。

但出人意料的是，2022年1月，年仅55岁的杨效雷教授却突发疾病英年早逝，令人痛心，这对我们丛书编委会来说是难以挽回的损失。事后，笔者联系了杨教授的家属，希望她能帮助将30万字电子版文稿找到，完成杨教授的遗愿。但遗憾的是，至2023年3月得到的结果是“没有找到”。之后，我们又联系杨教授生前曾经带过的研究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但对方却不知何故不太支持，提出了一些条件，也许是信不过，或者是杨教授生前并没有很明确地交代清楚，因而这位研究生无法将文稿轻率地交给我们。对此，我们只能遗憾地予以理解，无奈之下不得不放弃。于是本书自周朝至清末的易学史的编著工作，我们就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自2023年3月起，笔者和潘延召副教授就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进行分析研究及紧张的写作之中，二人一直有着一种紧迫感。好在，笔者此前单方面收集、积累本书的大量参考资料的时间，已经有近20年了，潘延召副教授也帮助收集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为本书的顺利撰写及编著打下了基础。

有关中华文明究竟始自何时的问题，专家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这不仅是我国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在本书中，我们另辟蹊径地从“预测与易学史探源”入手，发现其与人类文明史具有同源性——人类智慧、心智的发展与成熟，都源于由预感、预见到预测的发展历程，而具备了对自然预测的能力，则正是易学诞生初始形成的体现，因此易学源头恰恰就是东方民族预测史的源头；懂得预测并具备了一定的预测能力，就预示着人类从心智方面已开始进入到文明阶段；一部易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东方文明起源及发展史。笔者认为，所有的史学研究，就源头和深度上说，都不如预测与易学史研究更具有“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因为易学史为东方民族所独有，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通过对易学史的探源，对东方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等，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

本书虽然只有区区约30万字（有意地控制篇幅和字数），但是写作起来，还真是颇费一番功夫。本书第一章的撰写工作由笔者独自完成，第二章至第九章，由笔者和潘延召副教授共同完成；我们二人密切配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第三次编委会召开之后的当月月底，就顺利地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此时，我们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后我们又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和修改，至2024年6月底截稿。

区区约30万字，读者就可将中华整个易学史一览无余，并且从中看出过去未曾见，连想都未必想的内容，这是笔者从一开始就确定的“用最少的字数，讲最长的历史、最深的道理”的初衷。本书不但适合医学尤其是中医药专业的学生、研究生及准备开设传统与现代预测学课程的高校教学使用，而且适合众多专业人士和广大预测学、易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撰写的时间又很仓促，书中的某些内容和观点，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万望专家学者们给予批评指正。

张春津 于木石斋

前　言　二

前后历时近3年的时间，今日终于完成《预测与易学史概论》的编撰工作。从头至尾逐字逐句校对一番，感慨很多。犹记得2021年6月25日与张春津秘书长初次见面，即围绕着易学和传统文化畅谈许久，在张春津秘书长引荐下加入到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传统与现代预测研究分会中。入会后，张春津秘书长和刘忠副书记共同给我颁发证书，那天正好是2021年8月1日，也正是这一天，张春津秘书长跟我详细介绍了编撰出版《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的宏大计划。我被张春津秘书长的志向和情怀所深深感动，也表示愿尽己之力贡献一份力量。张春津秘书长遂委以重任，让我协助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时任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知名易学家杨效雷先生共同完成《预测与易学史概论》这部著作的编撰工作。受命以来，颇感肩上责任重大，唯恐完成不好，辜负张春津秘书长一番厚爱，遂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积累资料。原本计划与杨效雷前辈好好请教学习及交流探讨，因为当时疫情原因，只能先各自负责分工部分的资料收集及编撰，计划安排在2022年春节过后与杨效雷前辈在他方便时见一面，好好地向前辈当面请教学习。结果天妒英才，未曾相见就听闻杨效雷前辈猝然离世的噩耗，甚是扼腕叹息。为了不至于耽误整套丛书的出版进程，我们多方沟通杨效雷前辈的弟子和家属，均没得到杨效雷前辈前期编撰的文本。于是张春津秘书长和我不得不亲自上阵，一切从头开始，担负起整个易学史的梳理撰写工作。此中辛酸，我与张春津秘书长应是最深有感触的。若是没有张春津秘书长的力挽狂澜、当机立断，很可能这部《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不知要拖延到何时才能编撰完成，这肯定会影响《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整套丛书的编撰进度的。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预测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探索者。无论是古代的占星、卜卦，还是现代的统计学、大数据预测，都在试图揭示未知，洞察先机。而易学，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与预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这两者相遇，便孕育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预测与易学史概论》这样一部作品。

正如前面所述，这本书的编撰过程可谓是历经艰辛，充满了挑战。除了编著者的变动外，最主要还是预测学与易学作为两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使得编撰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确保本书内容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在编撰的过程中，张春津秘书长严谨的学风、广博的知识面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使我深受感动。他广泛搜集资料，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还深入研究了现代预测学的最新成果。对于很多古籍记载及各代专家的观点，他绝不盲目相信，必然要在不断论证中得出最切合逻辑和事实的观点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搜集整理各个时期易学相关研究人员和著作的数量时，我所提供的数据和观点，张春津秘书长均要求提供出处和佐证。尤其是在整理清朝易学研究人员和相关著作的数据文献时，更是反复多次跟我求证具体数据，我也是多次查证《古今图书集成》和《续修四库全书》等权威文献，力求数据的准确可靠。正是有了这样的严谨态度，才使得《预测与易学史概论》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此外，书中有大量张春津秘书长多年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甚至有很多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这也使得这本书的学术水准和含金量大大提升，相信读者在阅读之余会深感于张春津秘书长的学问之广博，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谨。这也是让我收获最大的地方。

回顾整个编撰过程，我深感不易。然而，正是这样的不易，才使得这本书更加珍贵。它凝聚了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也见证了我们对预测学和易学研究的热爱和执着。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对推动预测学和易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将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宝贵的预测学参考资料。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这套丛书付出努力的人。感谢张春津秘书长的悉心指导和严格把关，感谢编撰团队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也感谢所有读者对这套丛书的关注和支持。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大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一起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交汇点上，继续探索预测学的奥秘和汲取易学的智慧。

感慨之余，最后作诗一首以示纪念。

《书成感怀》

古籍尘封岁月长，易理预测两茫茫。

日夜研读寻脉络，字字珠玑铸华章。

四库集成探真义，古今图书寻遗光。

千回百转终得果，而今问世意飞扬。

智慧结晶凝心血，预测学海展新航。

历史长河留印记，易学瑰宝放光芒。

潘延召 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目錄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 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

目　录

前言一 001

前言二 005

第一章　易学史探源 013

　第一节　探索易学源头的意义 015

　第二节　文明开端的新标准 020

　一、什么是文明？ 020

　二、远古文明的特征及其界定标准 022

　三、对西方“文明三要素”的评判 028

　第三节　“连山易”的起始 033

　第四节　“归藏易”与伏羲 052

　一、母系社会的主要特征 053

　二、中国母系社会瓦解的主要原因 055

　三、中国母系社会瓦解的大体时间 058

　四、有关“伏羲”的逻辑推断 060

　五、古籍中的历史空缺 062

　六、“伏羲”传说的由来 066

　七、伏羲乃古代“科技革命”的产物 069

　第五节　探究“归藏易”的原理 073

　一、迁徙带来的动荡 073

　二、“表”的使用即“归藏易”起始 077

　三、文明史的衡量标准 085

　四、“先有西去，后有东来” 087

　第六节　本章结语 105

　本章习题 106

第二章　夏之前及夏商周时期的易学发展 107

　第一节　夏之前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期 107

　第二节　易学派系 109

　第三节　夏和商易学的社会预测萌芽 118

　第四节　西周易学学术的奠基与发展 121

　第五节　《易经》的体裁及性质 125

　一、《易经》并非占筮之书 126

　二、“日志”原创与后来的编撰 130

　三、《易经》与历法 133

　四、周公旦的“编撰团队” 137

　第六节　东周易学学术的巩固与创新 139

　第七节　东周易学方术的广泛应用 144

　第八节　本章结语 147

　本章习题 148

第三章　秦汉易学的“裂”与“合” 150

　第一节　秦朝前后的“天下裂” 150

　第二节　西汉易学学术派的崛起 154

　第三节　东汉及三国易学的繁荣与迷茫 163

　第四节　东汉至三国的两位杰出人物 174

　一、王充与《论衡》 174

　二、王弼的易注与创见 176

　第五节　本章结语 178

　本章习题 179

第四章　两晋至隋唐易学的衰落与反转 180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的青黄不接 180

　第二节　易学发展阻滞的原因 183

　第三节　隋唐易学发展的有失有得 186

　第四节　可圈可点的三位贡献者 190

　一、孔颖达与《周易正义》 191

　二、李淳风的《乙巳占》和《麟德历》 192

　三、李虚中与《李虚中命书》 197

　第五节　本章结语 200

　本章习题 200

第五章　五代至宋朝易学的萧条与繁荣 202

　第一节　“盛世之后必有大乱” 202

　第二节　“战乱之后定会大兴” 204

　第三节　方术派对易学发展的历史贡献 225

　一、陈抟探索易理之源的数理思维 227

　二、徐子平对禄命术的全面改进 228

　三、邵雍对易学方术的创新进取 232

　第四节　宋易与汉易的比较 237

　第五节　本章结语 241

　本章习题 242

第六章　元代至明代易学的跌宕与回升 244

　第一节　元朝初的“灭汉”与同化 244

　第二节　明代易学的回升 253

　第三节　明代易学创新成果不多 269

　第四节　有关“如果明朝可以延续”的争论 275

　第五节　四位可歌可泣的学者 280

　一、将易学广播民间的王艮 280

　二、提倡“怀疑精神”做学问的杨慎 284

　三、猛烈抨击专制主义的何心隐 287

　四、崇尚科学的李之藻 291

　第六节　本章结语 293

　本章习题 294

第七章　清代易学的辗转与徘徊 296

　第一节　清初统治者在文化领域的恩威并重 296

　第二节　清代易学发展的代表人物 299

　第三节　清代易学的四个争议 318

　一、关于图书、先天易学的争议 319

　二、关于汉易的争议 322

　三、易学文本的争议 325

　四、易学方法的争议 326

　第四节　清代与明代易学发展的比较 330

　第五节　本章结语 333

　本章习题 334

第八章　民国至当代易学的回顾与展望 336

　第一节　“盖棺定论”的易学代表人物 336

　第二节　对民国至当代易学研究的评价 348

　第三节　本章结语 356

　本章习题 356

第九章　对易学史的总结及评议 357

　第一节　不同阶段易学士者身份及数量的分析 357

　第二节　易学发展中的“盲路”现象 360

　一、研习易学的“数典忘祖”现象 361

　二、研习易学的“反裘负刍”现象 363

　第三节　对易学史发展走向的总体评议 365

　第四节　本章结语 369

　本章习题 370

后　记 371

预测与易学史概论――传统与现代预测学研究丛书2-內容連載

第一章　易学史探源

易学史的源头是从哪里开端的？仅仅从古籍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包括子思、孟子等，涉及历史源头的陈述只是必称“尧舜”，追溯远古史也就到此为止。而《汉书·艺文志》将易学史分为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依据是什么？原来《易传·系辞下》中记载：“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既然儒学早就认可“伏羲始画八卦”为易学史之源，却为何转而奉承“尧舜”呢？他们会不会从心中认定，伏羲虽为远古，但“画卦”等都类同“夷之长技”，属于“旁门左道”，尤其是卜筮之类，难登大雅之堂，故此他们这才认为“尧舜”才是华夏文明正史的开端。这一看法对不对？笔者从情理上推断，多少应与此认知有关。

据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中，即有涉及易学史源头的最早记载，其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可见，易学史的源头似乎应是“连山”和“归藏”。说到“归藏”的源头，有人说为天皇氏时代所创，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山西西侯度遗址，即是天皇氏遗址。问题是，该遗址没有任何与“归藏”有关的考古发现，根据什么说“归藏”系天皇氏所创？假如二者真的有关联，那人类岂不是早在243万年前就进入文明阶段了？真乃笑谈！此后，有学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保守”的态度杜撰说：“连山易”（又称“列山易”）是夏朝的易学；“归藏易”（又称“龟藏易”）是商朝的易学；《易经》是周文王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传承发展的结果，是周朝的易学。此说法对吗？把易学史的源头限定于夏朝，先不说其出处及根据，仅从“伏羲始画八卦”的传说来看就有矛盾之处——伏羲是哪个时代的氏族部落？6千年前？8千年前？还是数万年前？别管是哪个时间点，都远远地早于夏朝。如果从考古学、预测学（回溯预测）等方面来分析，“归藏易为天皇氏所创”、“连山易为夏朝的易学”之说，别管是过于早还是过于晚，不但无根无据，而且可以说是一派胡言，是某些专家学者对易学史的无知造成的。

什么是易学？易学是人类在逐渐掌握“连山”（原始历法）等自然预测规律的基础上，逐渐转化为试图掌握混合预测和社会预测的规律，并由之扩展成以“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研究万事万物相互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综合性学科。

在易学史上，自周朝的《易经》成书，即过去的预测“天”（连山）、预测“地”（归藏）被混合预测和社会预测完全取代，易学就开始被不少人误解成单纯的传统预测方术，逐渐演变成“民间私学”形成不同的“方术派”而随之发生分化，愈显杂乱；以孔子为代表的“官学派”则有意树立正统，著《易传》而形成“儒家易”，对后世易学的“义理派”学术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直发展到现代，“义理易”和“方术易”这两支主要学派的分化趋势始终没有改观，未见真正融合的走势，甚至在学术界仍然是界限分明的。

易学源于古人探索预测规律的智慧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它起始于古人为了生存而探索对自然的预测规律，继之发展为探索对人进行预测和对社会进行预测的规律，再上升为带有哲学性意义的探索宇宙源头以及万事万物相互关系及运行规律的学说。易学归根到底是源于实践，是无数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系统、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问，应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文文化的始祖。

第一节 探索易学源头的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研究历史，研究人类文明史，竟然将研究易学（预测史）割裂开来，这可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只有懂得预测的“动物”，才能从动物界脱颖而出走向文明；只有那些懂得预测的族群，才是最有希望长久生存下来的族群。对于历史的认知，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很多认识会经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人能够超越历史阶段，将过去的历史一下就全面把握，这也是历史需要不断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否被打了“折扣”？按照西方权威专家普遍的认定，中国的文明史只有约3700年（殷商）。我国也有专家附和此观点。根据古籍记载，一些专家认为：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与天文有关的“观象授时”，是人类祖先对时间感受和认识的重要手段。而“观象授时”语出《尚书•尧典》，其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古人通过观测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来确定日、月、年。由此学界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应处于观象授时的时期，而夏代的观象授时“真相”无从考证，于是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殷商时代开始。

关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很多人不但一直都有怀疑，甚至有的人基本上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就曾经说过，如果按照“二里头文化”算起，那么到了今天，中国也只有3700多年的文明历史。他的观点提出之后，曾经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易中天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毕竟真实的数据就摆在那里，容不得你不信；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易中天教授的片面观点，问题出在他衡量文明历史的尺度，完全使用了西方人炮制的文明标准，故而也就只能顺着人家的车辙而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会陷入到人家事先布好的陷阱里，最终的结果也就必然会由此质疑中华文明的起源始点。

中国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指出：中华文明起码在万年以上，“易中天称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这是给中华民族的祖先抹黑，遗害匪浅”。可以说，这是在公开场合对易中天教授的“3700年之说”进行了质疑。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延绵流传、从未中断。然而，我国古籍上记载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了。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远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过去人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而且一直有“夏、商、周三代”之说，可是到目前为止，大量的考古也只是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明存留，对于夏朝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处于推测状态，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坚持的无事实，否定的也无铁证，可以说是争论不休。我国花费巨资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的结果，除了在考证“夏、商、周三代”年表方面有了科学依据的结论之外，在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索方面却看不出有何重大突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仍是一筹莫展。

事实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只应是中华文明史探源的一部分，我国更应该急迫进行的是“预测与易学史”的考证。然而遗憾的是，“预测与易学史”从来没有进入到国家层面的“研究工程”之中，往往被人们看成是“边边缘缘”、“敲敲打打”的杂音。实际上，这项 “研究工程”意义非凡，不亚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杜钢建教授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易学史的专家，但他所言“中华文明起码在万年以上”之说，绝不是感情用事，更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团队所做的研究，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不过，人们不应该一味痴迷典籍，因为古籍或其它史料中所记载的内容，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其源头本身都是代代传言而来。古籍或其它史料的作者即使写的是亲身经历的事件，也不能完全排除会不会夹杂着作者的情感掺杂其内的可能性。因此仅仅以古籍或其它史料的记载来判定中华远古文明历史，那很容易被一些人斥之为妄谈。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的“超级”学术工程为一体，参与人员系来自全国32家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应该说是最权威的了，但遗憾的是，唯独预测学的学科在此工程之中被忽略。

预测学在人类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得出这一结论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过去不少人将预测学误解成“未来学”，把预测完全看成是对未来的预测。事实上，预测的“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预先”、“事先”的含义，而应是“先知”的意思。预测的准确定义是：“为获得先知而推测或测定”。由此，预测（先知）的对象，不仅有未来的未知和现在的未知，还有过去的未知。人类文明探源的工作，就属于过去的未知；没有预测学（回溯预测）的参与，在探源的问题上明显就有不足之处。

第二，预测史与人类文明史具有同源性；而易学源头恰恰就是中华民族祖先预测史源头的体现。要知道，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不善预测就难以生存。能够生存下来延续至今的民族，都必定是或多或少善于预测的民族——善于预测即为文明的体现——任何动物都绝对不具有预测的能力。所谓文明，说到底还是体现为人类活动的智慧程度，人类只有达到一定的智慧水平，才有可能产生文明，而对于古人来讲，有了预测的意识（一开始哪怕是预见的水平）和预测的能力，才能是智慧的体现，才能“使人成其为人”。因此在探索文明历史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人类的预测活动有所了解，这才是我们对于如何“成其为人”最有价值的探索和思考。#博客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