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先智慧今詮-網路書店|博客思出版社

中國古先智慧今詮-序

我生平研治歷史，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起至今已有五十餘年。所積有的一點歷史認識就是：無論是如何窮蹙落後的國家，即令匱乏貧困，仍然不可沒有自信。因為自信才是由弱致強，由貧致富的原始奮鬥動力。

我悲哀近代中國之備受帝國主義者侵陵壓迫，也怨憤清廷主政者之無能軟弱，更痛恨袁世凱之私心與昏悖無識。

其結果造成長期軍閥亂局，給予日本帝國主義者輕視與入侵野心得逞的機會。我如此怨艾，卻遠不及對於我們國人之信心崩潰來得更為失望。尤其痛恨知識分子的喪心病狂，我認為這是亡國滅種的現象。請相信我做近代史研究的結論看法。中國全民族在何時信心崩潰？我當負責的說，是在光緒庚子（1900）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時期。中國朝野從此死心塌地崇洋媚外，成為一國風氣，貫串全部二十世紀，這是一個十分沒出息的世代。而我們學界領袖，是所自視的知識分子，卻最是喪心病狂，率先攻伐中國自己的過去，包括文化內涵之文學、哲學、史學、宗教、藝術、工藝、科學、政治、社會、法律、經濟，無不以攻詆醜化為能事。尤其是最重要的文學，這是一個民族的心性精髓，卻被醜化改造，責怪其一無是處。

我在此不是批評同代文家，而是痛心於表率群倫的知識分子之喪失自信，這是我們全民族的悲哀與危殆，被帝國主義打得寒縮畏葸，而又自瀆自我的醜詆中國故有的一切遺產，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反映對洋人自卑，對無知同胞優越。此一現象，三十年前我曾寫短文「自卑的優越感」，早已發表。

既是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也當完全清楚自己所處是何樣時代。我雖平庸魯鈍，卻也會正確的感覺出1950年代以來學界的風氣和人們追逐的方向是甚麼。任何人也多少必會受時代風氣所吸引和催迫，極少有人可以超脫時代，可以有遺世獨立的眼光能耐。當然，此種人物不能必無，而我自己則只是這一時代中滔滔庸眾的一分子。但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漫步走來，我自能十足的領略一切，誰也無法躲脫。

我所當的學界風氣，在此可以簡略指出：

其一，我們所當的是泛科學主義時代，這是三十年代大潮流，其勢直貫至今日。學者相信科學至上，主張科學萬能，有位領袖人物是提倡Science Worship，一定有人知道是誰，但這裡卻決計不必講。我相信科學道理，自是決然服從。

其二，這一時代學風，很重視數字，講究統計，有數字的論據才有強大說服力，掌握數字，精於統計，立於不敗，難被駁倒。延伸為一個信仰，則是奉行紀錄主義，此更是今日尤烈的現象。連接吻，甚至性交也要登上健力士大全。雖然如此，這也只怪學術界是始作俑者。

其三，是流行的信仰與流行的錯覺。三十年前，我寫雜文，擬定許多題目，要分別申解發揮，這兩題想寫卻長期擱置下去，由於工作環境與發表園地改變，使我多年來放棄至今。今天提到，也並不會多說。

想想二十世紀這個開新時代，也是千年難得的思想開放時代，文人、知識分子、學者、政治家都能得到機會放言高論。我們後人看那一時代言論，多而不精，雜而不純，誇大狂肆，目空一切，甚是辜負時代的賦予，和先烈的奮鬥犧牲，仍然爭搶名位，烏煙瘴氣。得了革命成功的好處，卻感染革命情緒，所以革命是流行的信仰，天天要打倒這個，推翻那個，掄起板斧，亂殺亂砍。這就是一個流行的錯覺。

革命之後，事事求新，樣樣求變，求新、求變是流行的信仰。而新則至上，變則至善，就是流行的錯覺。

大力提倡科學，破除迷信是流行的信仰，而砸神，扒廟，趕走和尚，逼奪廟產，則是流行的錯覺。

嚮慕西洋科技高明，政制優良，是流行的信仰。而斷髮易服，西裝革履，儼然洋人模樣，以為脫胎換骨，是流行的錯覺。

我深信此類流行的信仰和流行的錯覺實在不勝枚舉，多得數不清，這裡無法一一陳列，但卻表現這一代人的心態精神，敏覺之士自可觀察。惟二者對中國上下人心影響深遠，我以為我們俱是身陷其中，很難自覺自省。我因研治史料，而從中悟出，這一代的文獻在我手中溜過，如若不能發現，那便是太過麻木，愧為學者。

讀書治學的最大益處，是助我觸類旁通，能啟導覺識。我到中央研究院雖是專攻中國近代史，然而接觸不少飽學之士，一開始就放開胸懷，涉閱不同領域的學術著作。本來我受了流行錯覺的影響相信研究孫中山是太接近當前政治，友人多大加鄙視；惟和徐高阮先生交談後，學得他的高遠識見，從此不敢拒斥孫中山的著作，而能心平氣和的去探究，到今我是一個最有貢獻的孫中山思想研究專家，我有專書和多篇論文作證。研究孫中山思想，當世名家自有吳相湘、李雲漢、陳錫祺、蔣永敬、金沖及等人，我自分所作，亦不居人後。我懷念徐高阮先生的啟迪，這是第七次在論著裏提到他。

泛科學主義時代的流行信仰是鄙夷宗教、反對迷信，擴大延伸之，則是拒斥神話，打破傳說，進而動手拉倒偶像，修改戲劇，使之合乎真理。由是古代神話傳說、神仙故事，戲劇中鬼鬼怪怪，全遭破壞改造。千年藝術雕塑壁畫寺廟建築，一概遭殃。不過我卻偏偏喜愛神話傳說，研究院同事前輩凌純聲先生的論文，我幾乎每篇必讀；和我感情最要好的楊希枚先生，我除向他學京戲，更喜讀他的堯舜傳說、饕餮神話；同輩文崇一先生論述鳥生傳說、河伯傳說，另有管東貴先生的十日傳說。在此是我第三次著文提到他們。我領悟到中國神話傳說有文化史上多方面的研究價值，我們就是提倡科學，也抹殺不了神話傳說、鬼神故事的歷史價值。我偏要告訴世人，神話傳說之中，也隱含了科學資材，因此請看本書中這篇：〈上古五帝神話及其科學內涵〉。用此表達，使人知道，講究科學也不能忽視神話。

我在中央研究院接觸不少同事長輩，其中有我的業師兩位國學家。王叔岷先生是老、莊、列名家，我是曾修習其校勘學。又有屈萬里先生是經學大師，我是在校修習其版本學。二者俱是為了科學治史作舖路，作完善工具。而使我更具興趣和快速吸收的新知識，則是前輩董作賓、高平子、劉敦楨所作的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這是正牌的中國古老科學。我完全明白河南登封測景臺遺址的一切特殊建築形式與其觀測功能，其設計之特別，高度、長度、寬度，以至方孔，各有嚴格尺寸，與正確方向的要求，看上不起眼，卻步步尺寸不苟，有其特殊需要。當地河南人稱此臺為「沒影臺」，這是有科學根據的。古代賢哲掌握觀測日影，勘定四時、二分、二至、二十四節氣的氣候，既簡易又精準，令人嘆服，引致我對中國古代科學的極大興趣與更深感動。

在此可以坦白說，我對於那些高嚷科學萬能的先進文人，真是十分鄙視討厭。只要清楚對照，便可知道，科學決非萬能，既是科學，就必是各具能力之特點。像這一本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這樣一個簡單建築，卻最少需要三門科學專家去做調查：高平子是天文學家，董作賓是曆算學家，劉敦楨是建築學家。沒有科學萬能，要點是科學當由懷疑出發，不是要人們崇信膜拜。

我之個人興趣，何以會對天文曆算有所愛好，自有一定淵源。我的高中老師是中國天文曆算名家曾次亮先生，是在我高三時河南省立睢縣高中所受教的老師。不要小看中學老師，他就是在50年代注解王韜所作《春秋曆學三種》的名家，他的著作出版於60年代，今日在台灣學界的古史教授均不能望其項背。他在大陸有名，我們學界卻無人知曉。

我受他的教導，親見他在課堂上講述日蝕、月蝕推算方法。除了教我們天文曆法，也教我們辨別詩、詞、曲的特質與其文學價值。因此在那時已引致我們習讀吳梅所作的優美散曲，他的重點特別加深對吳梅的介紹，申述其作品之特色，使我大開眼界。由於受曾次亮老師的影響，我在大學一年級時就加入了台北天文同好會，作為會員。頗受天文學家蔡璋獻的教導，他帶我們在中山堂房頂的天文望遠鏡先後看過土星環和月球表面。使我獲得許多實測知識，蔡先生是位醇正科學家，一心向青年人推廣天文學，有時也花錢帶我們一起吃飯，五十年來我永遠懷念這位科學家。今日已是我第二次著於文章，提及他的大名。

我將對於中國古代天文曆算所得的知識中引伸撰著〈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一文，收入本書。我發現中國的方位觀念是中國遠古以來創造的一套日常實用生活依據，完全來自天文觀測的結果，所表現者雖是地理知識，但完全成於簡明的天文實測手段。自戰國以來，中國天文知識早已豐博而成熟。先秦兩漢俱盛行蓋天說，自《淮南子》〈天文訓〉、〈時則訓〉，《史記》〈天官書〉，以至東漢王充的〈談天〉、〈說日〉兩文和張衡的渾天儀，全是本於蓋天說。而二十四方位則是專為天上星辰運行而標定的指南，淵源悠久流長，自具特色，參看拙文便知。其後所步步改造的水羅盤、旱羅盤，確可被稱為四大發明之一，是卓越的世界文化遺產。

我在此提示一個普通的數學常識，用以說明中國特色。幾何學上的圓，中國和西洋知識背景完全不同，可惜國人完全忽略，已至毫無知曉。我曾在台北多次向博士班研究生講述，其根本的區別，西方數學上的圓包括圓周割角，俱是單純概念，而中國的圓是實際的用天上一周作為標準。大家都忘記兩者並不相同，西洋把圓畫分為三百六十度，中國的圓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按天空上一年日照周期作準，這是出於紀元前二世紀《淮南子》的記載。近二十年又有考古發現實物證據，在紀元前二世紀汝陰侯夏侯灶的墓中有一個天盤，其圓周刻度是三百六十五格。人人知道西洋的直角是九十度，而中國的直角是九十一又十六分之五度，中國的計算，是把天空一周日行躔度是有角度定出來的，不是空想概念。這也是出於《淮南子》的記載，並不是我今日放膽杜撰，可是國人都知道嗎？

流行的信仰是科學至上，流行的錯覺是打倒宗教，鄙夷宗教。視為反科學大迷信，相信打倒宗教、科學就會發達。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道教俱遭反對排斥，偏在同一時期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要研究中國科技史，卻專門參考道教經籍，找尋科學。這使我們一代崇洋的學者跌破眼鏡。

拙見向來相信，道教與戰國以來的道家密切相關，早前也有真洋人學者力言道家、道教二者各自不同，全無相關，中國學者驚為高論，頗加信奉。本人不然，我相信道教充分接受道家傳承，有多方面密切關係，在此不必細說，信不信各自判斷。我在本書收入一篇〈道家之重己貴生學派及其養生道術〉，可以知道前期道家的養形、道引，就被道教充分吸收，並延伸更繁複細密的道引術，請參閱拙文。

提倡科學，追求民主，乃是我們二十世紀以來的流行信仰，自是舉國風靡，人人崇信。想想推翻二千年帝王政制，建立中華民國，這一代人是如何的慶幸，如何的醉心，自然可以十分肯定其正面意義。但在反面的作用，則是反對帝王時代的各樣思想、各樣體制、各樣條規、各樣習慣，這也是必然現象，都是隨著推翻滿清而儘量鄙棄古來的這些傳承。我們的一些治史前輩、同道朋友，對於某些有關帝王的問題，一概視為陳腐過時，別說研究，提也不願一提，提起也是詛咒，當做反面的論據。例如正在打倒孔家店，提起聖人就十分厭惡。又像「王道」這一概念，這一古代高尚的政治理想，二十世紀便少有人再能提起，視之為古人的愚民學說，沒有人再細究其內涵和意義。但在我仔細讀書之後，卻自有發現，深信值得向世人申解。經我的研究，認為是內涵豐富，功能多樣，意旨深遠，決不可只看王道二字，就深閉固拒，各國學者都應深研探討。

據歷史呈現，中國王道思想始於殷商的武丁，而身體力行、步步履踐者是周武王，皆有故事一一點明。乃是古代共主維持國際秩序，與各國和平穩定的天下信約，而周武王則是親身履行，建立起王道實績。孔子、子思、司馬遷、王充都在言談中一再推崇，那就是興滅國，繼絕祀，舉逸民的國際秩序信約，所謂王道之大者也。請參看本書中拙著〈中國古代存祀主義之國際王道思想〉，我寫此文有深意在焉。三百年來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始終是強凌弱、大欺小。宣傳國際平等正義，全屬騙人。三百年來的世界，沒有真正的國際和平對等關係，而是帝國主義者更番掌控世界大局，弱小備受欺凌。而戰爭之酷烈，俱出自強國大國之主動，除欺愚世人，實在沒有甚麼人道人權可言，看看誰把炸彈丟予別國最多，才是現代真實。今日，世界無不承受戰爭痛苦，識者無不悲痛。大國領導世界，正需學習中國的國際王道思想，不知學者有信心否？不知強權之國能收歛否？

學界先進輕視古代王道觀念，厭惡拒斥，不肯下心參考。我卻從中發掘最領先今代進步思想的原質。那就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歐美學人所開始討論的生態環境之保育思想。參閱本書拙文〈先秦兩漢之自然生態保育思想〉，可知儒、墨、道以至雜家，均具有此種思想，我在十餘年前（1992）發表此文，引起香港浸會大學青年學生們專誠來台，向我訪問。我自是最先向學界提示這一問題，或不知我的更重要貢獻，乃是指出這是中國古代的王道思想，無論研究古史今史的各樣學者，都得肯定我這一識斷。你想不到今時的生態保育觀念，是中國古代的王道思想，請看拙文便知分曉。我們熟讀孟子生態保育言論，盡人皆知，可以不提，但有一處常被忽略，就是他說過善戰者服上刑，聯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這第三種上刑，不就是要懲罰今日高度開發破壞土壤樹木自然生態的先進人士嗎？

當代世界，國際上互通有無，更努力生產，爭取銷場勝利。最新思潮，則是主張自由貿易，要人開放關市，商旅進出自由。又要建立國際共組公平交易之所謂WTO，各國爭相加入，共享地球好處。其實中國古代早有此一思想，儒家講求最多，我是第一個向你提出證明：這就是古代王道思想的一項內涵。請參閱本書所收拙文〈中國古代之開放關市與自由商旅思想〉。我願負起學術責任，肯定這是古代的王道思想。

當世學人不理會前古的王道，以為是腐朽過時的觀念，但人棄我取，作一試探，至今能有許多研究開拓，自以為不負身為史家的一分子。

我作近代史研究，常見前人時人提到中國自大，並信古泥古，拒斥新事物新知識，但我治學五十餘年，未嘗一言作此主張，但甚鄙其人不作任何細密研究，卻要發狂言，像這樣概括籠統的論點，不是由研究而得，學者宜慎重一發。拙見以為稱謂中國人自大，可以不必計較，任何一國人也都自大，自大不是罪過，不自量力纔是問題。我對此不擬多加爭論，至於中國人拒斥外來事物、新思想，我看這話一點也站不住。因為在歷史上看，中國人是吸收外來事物，吸收新觀念最有史據、最有成果的國家。我早注意此點，並向古代探求，發現古代人也不憚向外吸收新知，戰國時代並創生一個學習他人的重要思想。無論儒、墨、道、法，以及雜家、兵家均具有此一思想，尤其雜家鼓吹最甚，這就是先秦的貴因思想。這一思想又在晚清十九世紀變成學習西洋、接受新知的一個共喻的古老淵源，請參看本書拙文〈先秦貴因思想〉。

在本書的其餘數篇文章，也與現時當代流行的信仰和流行的錯覺有關。有個文人習見西洋達爾文進化論，就大膽狂肆大言不慚的要在中國開人荒，不讀古書，不知古史，鄙夷本國，詆譏同胞，卻說古人四千年來不知道人是動物進化而來，立意粗糙，態度蠻悍，論點鄙俗，文人無恥，莫甚於此。因此我纔寫〈中國上古天地人之齊等觀念〉這一論文。另外，在現代國民常識中，庶民的職類已經變得複雜，已非二十世紀以前的士、農、工、商四民職類。古代的普通常識，已到了盡頭，這雖是人人俱知的小常識，但也要弄清楚過去的淵源背景，因是而寫出〈四民名義考〉一文。看來是普通常識，實則我們的學界未必人人能說清楚。參考《考工記》，春秋以上的四民是農耕、工藝、商旅、婦功。根據《周官》記載，西周以來是八民：農、工、商、圃、虞、衡、牧、嬪。自始至春秋，士是貴族，不在庶民之列。

我寫印此書，最大希望使人信重中國古老文化，它對我們現代人仍是汲取知識的重要來源。若是能力很強，學養很足，應該對於過去文化有所繼承和推進，若是大大超越古人，也可以成為這一代的哲人聖賢。但不是只會指罵中國文化陳腐，就要打倒，要剷除，攻伐古先，醜詆孔孟，纔會大快人心，受人敬重。我是深致反對，也不恭維這類先驅。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生出這類人才，形成這種風氣，我深以為是中國的不幸。我還要怨恨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破壞，使人誤解西方文化之優越，中國文化之腐朽，因而喪失自信，崇洋媚外，孕育這一代沒有出息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同胞，以高等華人自居，任意鄙薄嘲笑。我深為痛心，仍相信最大的悲哀是國人喪失自信。我寫此書就是要恢復國人自信為宗旨。不知能產生多少效力。

本書的選輯出版，甚得我的博士班畢業門人的大力協助編刊校對，他們是盧胡彬、張秀蓉、姜仁圭、陳俊華、宋秉仁、吳蕙芳、劉瑞寬、鍾艷攸、吳美鳳、范純武、洪健榮等，其中由宋秉仁學棣擔任聯絡事宜，我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本書得以出版問世，係承古史名家王仲孚教授介紹，交由蘭臺出版公司印行，心甚感念。又封面題額，是特承汪中學長所賜親筆法書，倍增光輝，實所欽感。

太歲在癸未清明節（2003、4、5）寫於新大陸之柳谷草堂